“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唱响全国，那是因为在东北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人帮人，亲上亲。与其说这是对东北地域文化的一个总结，不如说是闯关东历史事件留在东北人身上的印记。

　　认真地想来，一个历史事件就影响到一个地域人的性格，这未免有点夸大，但仔细一思考，这种联系又不无道理。闯关东作为中国历史上四次人口大迁移中非常重要的一次，其实不是一下子完成的。清顺治（1644年）年间，逐渐强大起来的东北满族入主中原，统一中国，建立大清，从而把东北作为它的发祥地保护起来，这样中国出了个“关里”和“关外”的概念。为了进一步保护自己的龙兴之地，清政府又加修了柳条边，防止中原人越“边”跨“关”进入东北。但是，到了道光和咸丰年间，由于战争紧迫，加之中原连年天灾，迫使一些破产农人不顾清政府的条文戒律，纷纷出关闯入东北从前的“禁地”，而清政府这时也无心或疏于对边关的把守和管理，终于使“封禁”政策变成一纸废文，于是中国历史上就出现了“闯关东”。

　　人帮人，亲上亲

　　在东北流传着这样一条谚语：人帮人，亲上亲。这是东北重要的地域文化的一个总结，而这恰恰是闯关东人留下的性格形态的基础。谋生路上的“帮”来自于求生的一种本能，你帮了我，我就会忘不掉你，一种最初的人性关系便产生了。这是一种地域关系，甚至产生了蔑视血缘的历程。

　　由于双方处在同一个境地中，这使得荒寒的北方在需要“人”的时候，以最大的热情接纳了他们，而他们——闯关东者也把落脚的希望实现了，这是一种互为的希望和企盼。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中的“义”又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思想，使得后来者对先期到达东北并开荒占草又接纳了他们的人表示出无比的感恩之心。于是有了“回报”的愿望。东北人接纳关内人的行为引发了关内人对东北地域的向往，他们渴望了解东北人的性格。背井离乡的经历又使亲情和血缘发生了巨大的冲突。一种理论——有血缘关系的人反而不如“同乡”、“同行”、“老乡”信得过，这种实践观念促使中原人越来越习惯于遵守接触同乡和朋友的观念，发挥这种观念，终于促成了“友情”高过了“亲情”的客观历史真实，也为东北人性格的最终成因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这是东北独特的文化遗产，别土无有，别土不生。

　　在北方、在那一望无尽的大片荒凉中、在夏季墨绿的老林子里、在冬季呼啸吼叫的老北风中，人的异地求生的艰辛被充分地普及开来，人不能不去渴望一种真诚的接纳，而这种真诚的接纳感又与本来想遇到人和见到人的东北地域民族人的一种心理相合，于是一种重要的历史性格产生了。

　　性格中的虎与傻

　　中原闯关东的人对“恩人”恩情的回报，往往是“看行动”。我们今天叫“捞干的”。于是语言成了多余。这个信条在东北人的性格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东北，曾经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对朋友，不是亲哥俩而是邻居。一个在山里打猎，一个在屯里种地。二人平时一见面就是在一起默默地饮酒从来没有过多的言语。一次，屯里种地的得了重病可能要死，山里的送来一口棺材，外型很粗糙。儿女们觉得这样粗粗拉拉的棺材样子不好看，就弃在草垛边了。后来爹好了，没死。棺材就被压在草垛下了。半年后的一天，山上打猎的回村，二人又是坐下默默地喝酒。提起种地的得病没死，打猎的才说，那棺材是他用长在悬崖上的“风交木”做的，那树三百年才长到碗口那么粗。别看棺材样子不好看，可有防腐作用。为了给朋友办丧事，猎人特意杀了两口野猪装在里边，看看坏没坏吧。种地的朋友说，孩子们懂个啥呀。于是二人扒开草垛，拉出棺材。一股凉风升起。虽然半年过去了，里边的两口野猪肉竟然上着白霜。种地的和山上的朋友二人又坐下，默默地饮起酒来。

　　故事尽管有杜撰的成分，但东北人的“虎”和东北人的“傻”就表现在两个人的身上。“虎”在今天，完全是一种贬意词，二虎巴几，虎拉巴察，都是对人的不聪明、“笨”的一种形象的概括和描绘。但是在从前，“虎”在东北却是指“勇”，指此人办事勇敢，不计后果。特别是在朋友遇到危难时，东北人敢于“两肋插刀”。因此黑土地上出了许多“关东响马”。“虎”是一种为了别人勇于献身并付出的最高境界，因此又被说成了“傻”。现在的意义上的“傻”是缺心眼，不会办事，但东北人从前说的“傻”是指这人“实在”。“傻人好忘己”（东北民俗学家王兆一语），而一个人只有丢掉了自己，才能奉献别人，奉献社会。我们说，虎与傻都是东北人的一种性格美德，是人世间最为质朴的情感，而这恰恰是中原文化与东北地域文化相融合产生出来的一种复合性性格特征。

　　东北人为什么都是活雷锋

　　人在荒凉的无人地区遇见人往往都亲切，这是生命与生命自然的接触所产生的必然结果。然后就是互相的帮助，一同来生存，这就是友情。如果是异性，结合在一起，这就是亲情。接下来就能产生同情，形成一种超乎以往或异地的亲情，并传承这种“风俗”或“习惯”，这便是地域的性格。这种性格形成的地域原因，已得到诸多专家学者，特别是文化人类学专家的总结和肯定。如著名的文化学专家余秋雨先生在他的《山居笔记》中说，最能产生亲情和友情的地域就是“东北”和“海南”。因为这两个地方在历史上都是“流放”罪人的地方。

　　从前的“流放”制度，其执行并不排斥亲人或友人的陪和送，因此就发生了“陪流”和“送流”。所谓陪流，是指有的人陪着被流放的人一块去流放；所谓的送流，是指一些人跟着被流放的人一块去送他。而这种陪或送，有的一陪两三年；有的一送上千里。这就无形中加大了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和友情。因此一到分别，更加难舍难分。而在流放中的人，一旦见到人，就更加渴望相聚，渴望接纳或被接纳，这使这个地域中人的情感得到了特殊的存在升华并发展，于是终于形成了东北是一块“最具人情味”的土地这个事实。

　　事实上在汉唐时期，东北就有汉族在这里繁衍生息。加之后来的流放之人，闯关东之人不断地融合，这使得当地的肃慎、勿吉、女真等土著族人也都具备了待人的真诚与热忱，并终于将一种接纳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人的习惯和行为延续下去并形成了一个地域所共有的性格，直率，热忱，接纳，勇于助人，不把奉献看得太重，包括对金钱看得过轻，在危难时发财见面分一半，这一切的一切，都在这片土地上天经地义地形成了，也终于有了“东北人都是活雷锋”这样的思想行为上的总体概括性结论。

　　今天我们总结和探索这种性格的成因，也是在深入地挖掘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因和特点。保护一种优良的文化，弘扬一种鲜活的文化，为传承民族精神，发扬民族精神提供动力，并促使全民族保护我们的民族文化，共建和谐的社会和多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